“我这里有两百多封信，都是志愿军战士们及朝鲜驻华大使馆寄来的，想交给盟组织保管。”在中国民主同盟建盟80周年之际，98岁高龄的老盟员孙文芝女士向民盟上海市委会表达了她的一个夙愿。
出生于1923年的孙文芝，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。她的丈夫尚丁曾任黄炎培秘书、民盟中央委员、民盟上海市委会副主委等职。
“两百多封信”的缘起，始于一封写在1953年的信——“以母亲的名义祝你们平安”。
“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郭沫若主席：我以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名义，寄上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，请代转给朝鲜的一个孤儿院，赠给那些在反抗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中，壮烈牺牲了生命的朝鲜英雄父母的孩子们。”这是孙文芝当年写给郭沫若的一封信开头。
“这1200万元是当时的旧币，是我和丈夫在长年的教育工作中，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所有财产。”孙文芝进一步解释道：“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，孩子们的沉痛遭遇，常常引起我的极大同情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常想多积累一些钱，把它贡献给儿童保育事业，希望多少能够减轻孩子们生活中的不幸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儿童都获得了新生，党和国家都在关怀着他们，他们总算够幸福的了。因此决定把这些钱送给灾难深重的朝鲜孩子们。”
孙文芝不知道怎样把这笔钱捐出去，于是便给郭沫若写信，想让他帮忙转给在战乱中失去双亲的朝鲜孤儿。她还在信里写道：“作为中国的一个普通母亲，我要坚决为孩子们的幸福的未来而斗争！为了向这群朝鲜孤儿们的父母表示崇敬，为了对这群朝鲜孤儿表示爱抚，赠予他们这笔为数不大的钱，以表示母亲们拥护和平、保卫孩子的决心。”
没想到，这封信隔日便以《一个母亲的愿望——孙文芝为给朝鲜孤儿捐款写给郭沫若主席的一封信》为题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，文末还附有孙文芝的地址。于是，一封封信件如雪花般涌向了孙文芝的家里：“有时候一天有三四封信，那时候，每天回家的路上我都在想，今天会不会收到来信呢？”
其中，朝鲜战争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长朴正爱在给她的信中写道：“您对朝鲜孤儿的这种热爱，已使战斗的朝鲜妇女更深刻地体会到伟大的中国的妈妈们，对我们是多么体爱，多么友谊，同时更鼓舞朝鲜妇女的胜利信心。”
让孙文芝最为感动的，是众多志愿军战士们的来信：“这些信都是我们最可爱的人——志愿军战士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写给我的。”在信中，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“妈妈”：
妈妈，我现在是志愿军的一个青年战士，但是我的童年却是在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度过的。……祖国解放的炮声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，中国孩子们的真正幸福的生活开始了。可是，比我童年更悲惨的遭遇，从1950年6月25日起，又降临在朝鲜孩子们的身上。
……
当我和同志们看到您给抗美援朝总会郭沫若主席的信时，都说：这是每个母亲的愿望。咱们祖国的母亲都是这样慈祥、爱子女，仇恨杀害子女的敌人。
……
这种崇高的母爱，温暖了每个朝鲜人民，每个朝鲜母亲和孩子的心，也深深地感动了我和每个为和平、为朝鲜的孩子们而斗争的战士们。
……
您不只是三个孩子的母亲，也是我的母亲，是爱好和平的孩子们的母亲……我要向母亲表示决心。为要达到母亲的愿望，我向母亲保证在任何恶劣危险的情况下，我要挺身而出，消灭敌人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献出我宝贵的生命。
……
志愿军战士们不但和“上海姆妈”分享着战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还寄来了自己与战友的照片及小纪念品。孙文芝回忆道：“当年，我和尚丁认真地读着每一封信，常常回信到深夜。有一次，我们还把三个可爱女儿的照片夹在信里，寄给志愿军战士们。”
在一封来信中，一位战士为她讲述了身边战友壮烈牺牲的事迹，让她震撼不已：“每到夜深人静，我就会想到那封信，想到那位英雄的烈士，不由得走到我的小孩的床前，看着她们熟睡得红红的小脸，我更觉得孩子的可爱，也更觉得战士们的伟大了。”
她在回信中写道：“我算不准时间，我想清晨的太阳也许就要在你们那里升起了。同志们，我以一个母亲的名义祝你们平安，向你们致最崇高的敬礼！”
如今，68年已经过去，孙文芝仍惦念着这些志愿军战士们：“这些年我们颠沛流离，多次搬家，丢了很多东西，唯独这些信，我一封都没丢。这些可爱的战士们都是我的孩子、我的亲人，不知他们后来有没有平安归来？不知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？”她说，自己现在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在自己百年之后，把这些信放在民盟的档案馆里好好保存：“让大家记住这些最可爱的人！”
